【文/劉俞青】

鄧文聰從叢林商場來到文明世界

從回台第一次出手,買下國民黨黨產幸福人壽、《中央日報》,到近期代台商朋友出面標下信義計畫區D3土地,幸福人壽董事長鄧文聰幾次出手,都惹來爭議不斷。日前鄧文聰接受《今周刊》專訪,親口說出「神祕台商」背後的無奈,還有回台投資的心路歷程,可說是「隱形富人」的第一手告白!

台商兩字前被冠上「神祕」兩字,幾乎成了兩岸互動頻繁當下的流行用語,舉凡來歷不明、查證不易的海外商人,「神祕台商」四個字一律適用。

之所以神祕,來自於身分不易證實,難以證實的背後,往往都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。嚴格算來,幾乎是第一波西進、也是第一波返鄉投資的前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鄧文聰,是其中代表性人物。

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

從回台第一次出手,買下一般商人不願沾惹的國民黨黨產幸福人壽、《中央日報》,或者違規買地,直踩法規紅線,甚至近期代替台商朋友出面標下信義計畫區D3土地,鄧文聰幾次出手,都惹來爭議不斷。

面對外界對他投資資金來源質疑,他小心翼翼地解釋大陸殺戮市場般的墾荒過程,其實藏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與為難;他開始學習與媒體應對,試著對外界說明一切,以下是他的口述:

我是一九八六年到大陸去的,當時還不到三十歲,一轉眼已經二十幾年,一開始我先在廣州從事貿易、家電,外界知道我曾經代理的任天堂,就是其中一項;當時所有法規、制度都不完備,其實這些生意都是自己去「闖」出來的。

演唱事業攢第一桶金

沒多久,我就轉進北京,開了「超音波商場」,會取名叫超音波,是因為差不多同一時間,我太太在台灣開了「超音波唱片」經營得很好,當時旗下藝人包括潘協慶、齊秦,發片成績都相當不錯,後來,我把台灣的唱片事業結合北京的商場經營,靠著北京的人脈,辦了第一場的潘美辰個人演唱會,成了把台灣藝人推進大陸開演唱會的第一人。

緊接著,我也在內地開起唱片公司,取名「太平洋影音」,連我太太也在內地發過唱片,隨便一賣都是幾百萬張唱片,加上那幾年陸續引進台灣歌手到大陸舉辦巡迴演唱會,影藝事業(唱片、演唱會)、商場相得益彰,相互拉抬,嚴格說來,我人生的第一桶金,是在這樣情況下攢下來的。

但問題很快就來了,九○年代的大陸市場不像現在,幾乎全數開放;當時所有產業都不允許外資介入,因此商場經營不是我自己的名字,一開始,大家說好以一定金額的「租用」,但對方眼看生意興隆,「租金」自然跟著水漲船高,循序漸進,接著就是要求「入股」,然後「股份」要求越來越高,如今是反過來,他付我一定的金額,商場幾乎變他的了。

錢進上海房地產頗有斬獲

一九九二年,我透過前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龔學平引薦,在上海與東方明珠集團合資成立房地產公司,我占五五%,東方明珠四五%,我做生意多半獨資,這是極少數的合資公司。

同一年我們就在滬青平公路旁推出「東方明珠花園別墅」,占地一百畝,共有三百棟別墅,是上海第一批外銷房別墅,當時非常轟動,直到現在,應該還可算是指標性推案之一。

此外,我也有一張煤炭開採執照,到現在在山西還有繼續在開採,但都不能說太多。因為這樣,外界常說「神祕台商」,我其實並不喜歡這種稱號,但也只能認了。

兩年前,我決定回台投資,起先是透過立委蔡家福牽線,與東南旅行社董事長黃正一以一人一半的方式,接手幸福人壽,外界說我們兩個早就熟識,其實並不是這樣。

但後來黃先生說他想退出,我想說這是我回台的第一件曝光的投資,立刻就撤退,面子上總是不好看,既然其他大股東都不想增資,那我就接好了,這一接就掏出了二十幾億元,持有幸福人壽九九.五%的股權,維持我一貫的習慣,幾乎等於獨資的公司。

我知道幸福人壽的淨值是負的,其實幸福沒有外界想像的糟,它幸運避過高利率的時代,因此保單平均成本只有三、四%,比起國內許多大型壽險公司的成本約在五、六%,甚至更高,這是幸福人壽極大的優勢。

如果把一家淨值為負的保險公司就這樣卡在這裡,因為賠錢,沒有人願意增資,又不能自力做出努力,那麼該如何走出泥淖呢?

對「偏愛黨產」一說做出澄清

除了幸福人壽之外,我還投資《中央日報》,外界因此說我只買黨產,這其實有所偏誤。

事實上,我喜歡也擅長不動產投資,這兩年下來,我太太在台灣已經買賣好幾十間的法拍屋,獲利都很好,而我個人也以九億多元的價格,買下台北市士林區泰北中學的土地,將規畫為中高價位的豪宅。

我是台灣囝仔,從小在樹林長大,我的父親鄧國泉是早期勝和證券(台工銀證券前身)的大客戶,和當年同時期的雷伯龍、賈文中等市場主力都是好友,與台灣金融市場的關係也很深遠。但也許是市場的廝殺看多了,我父親希望我不要涉足金融業,但命運很難說,去外面繞了一圈,如今我還是回到這個市場,未來,也許有機會進入證券市場也說不定。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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