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從事了十五年兒童心理治療，樂在其中也有十五年。從我七層樓高的診間窗戶，向北可以眺望好萊塢山莊，向西可以俯瞰比佛利山莊的優美景色。在諮商室裡，我可以觀察附近這些得天獨厚的家庭。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心理測驗，以及孩童的心理診療。跟任何進入醫療行業的人一樣，探究問題的根源，並且讓親子雙方瞭解可以做些什麼來謀求補救，帶給我很大的滿足。我事業有成，生活富裕。 表面上看來，來找我的家庭似乎都過著理想的生活。父母們有心培養出優秀、快樂且適應良好的子女。每一回足球比賽，他們都會到場。他們懂得喊「青蜂隊，加油！」來鼓舞全隊，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兒女才這麼做。父母們參加學校的懇談會，會用心聆聽且有所回應。他們相當的投入。可以不假思索地背出孩子三位最要好朋友的名字，以及他們最明顯的人格特徵。孩子在校成績一退步，父母馬上聘請家教，或是找教育方面的治療師來改善。
十年前，我開始感覺到，有一些基本的事情出了差錯。我的不安始於第一次注意到測驗方面出現了一種怪異的模式。我原本已習慣處理各種程度的心理疾患，從嚴重情緒障礙到略微不快樂的兒童等。我經常得告訴家長令他們難過且失望的消息。我可能不得不說：「儘管傑瑞米記得很多電視廣告歌曲，看起來也滿聰明的，而且會注意到你們，但他的智商卻落在正常值以下，需要上學校特殊課程。」或是說：「麥克斯手洗得這麼頻繁，並不是因為他吹毛求疵。這種行為是強迫症的一個徵候，而且顯示在我為他施行的每一項心理測驗裡。」
我把這些看成是「壞消息」的日子，而且一點也不希望碰上它們。面對我的報告，父母們往往抗拒得很厲害。這是可以理解的—家長的否認，往往基於強烈的愛和害怕，它是一種不易破解的防衛心態。不過，他們多半還是能夠面對挑戰，以同情和奉獻的態度來處理孩子的問題。
幸好，也有很多「好消息」的日子：我告訴父母們，他們孩子的問題是在正常界限內，也就是說，問題是落在這個特定年齡層可以預期的態度、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廣泛範圍裡。孩子只是單純地走過某個困難的階段，而他整體的心理狀況是健康的：傳達這樣的訊息真令人欣慰。
後來，我開始看到一種奇怪的新模式：有些聽到「好消息」的父母，並不樂見我這樣的好消息。他們並沒有感到欣慰，反倒覺得失望。要是沒有什麼不對勁、沒有症狀或障礙，那就沒有什麼可以修復的了。「我的孩子在受苦！」憂心的父母這麼抱怨。而我不得不同意，這些好父母的子女確實沒什麼朝氣。
有的孩子一整天都有麻煩。早上的時候他們會抱怨：「我肚子痛……我不想上學，因為蘇菲以前還是我的好朋友，現在對我卻很冷淡……體育老師史丹利不公平。他上課時叫我們跑太多圈操場了。」放學後，則是會有何時以及誰來做完功課的爭端，或是不停的要求一些東西或待遇：「大家都有恨天高……我們班上其他人全都可以看輔導級電影……別人的爸媽都讓小孩穿耳洞……朋友爸媽容許他們做的事都比我的多。」
晚餐桌上的衝突則是來自於：準備的菜色是否夠誘人，以及孩子是不是有心情來吃。就寢時，孩子吵得更厲害：「我只要再看一個電視節目……我耳朵痛……腳和手都痛得很厲害……燈沒有開著我不敢睡。」要是父母設法對子女說明（「你得去上課，因為……；你必須吃晚飯，因為……；你該睡覺了，因為……」），他們就會變成小律師，憑著反方論據來回應父母的每一項解釋。
這些問題聽來似乎還算溫和，僅僅是幼兒和父母關係當中普通而典型的摩擦。可是，這些父母跟我所描述的情節並不溫和。這種日常問題不曾間斷過，而且只有在相當特定的情境下才會平息。圓滿的親子合作形態是像這樣的：如果孩子覺得受到安全無虞的保護，解除了任何完成事情或承擔責任的壓力，而且受到充分的激勵去做許多有趣的事，他們就能夠放輕鬆，而且願意合作、保持愉快，懂得尊重他人。然而，這種時刻卻很罕見。大部分的時候，親子雙方都是悲慘且充滿挫折的。
其中有些孩子，是處在「正常界限」的外圍。通常需要我處理的個案，有尿床、便祕、智商雖高成績卻不好的，或是在結交朋友上有嚴重困難的孩子。可是，這些孩子當中並沒有人符合壞消息例子的類別。似乎沒有哪個孩子患有任何一種真正的心理疾病。然而，每個人（父母和子女）看起來卻都像是脫軌、失序且長期的不快樂。
失去自己的信仰
我的訓練讓我相信心理學，即談話治療。我所受的教導，是要提供不帶判斷的心理支持，然而我卻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判斷。有些事情不太對勁，我卻沒辦法藉著診斷手冊來定位問題。在和孩童合作時，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領取高薪的保母。跟家長合作時，則覺得自己彷彿在給急性盲腸炎開止痛藥。為了尋求專業上的督導和指引，我諮詢了兩位我向來非常尊重的前輩。我回過頭來診察自己，看看自己在清楚地察覺求診者及其子女的問題上，是否有若干潛意識的抗拒。但沒有一樣管用。浮現在我腦海裡、用以形容這些有困擾的小孩的，都是些老套的字眼：急躁、頑固、缺乏彈性、不知足、懦弱、沒有活力以及蠻橫等等。我開始懷疑，他們的問題是否落在別的我所考慮不到的範疇，有可能是單憑心理治療絕對無法修復的問題—性格上的問題。我受的訓練，並沒有辦法讓我應付這些問題。
現代母親的感嘆
當我開始尋求不同的輔導方法時，我三十七歲。在這十年中的大部分期間，這種探索有助於我找到新的親職教育哲學，並身體力行。我的生活，不管是外在或內在，都相當類似於我所輔導的那些家庭。我跟他們一樣覺得力不從心。正如我所輔導的許多母親那樣，我很想做個事必躬親的家長，而且也跟她們一樣心懷其他各種志向。我有心繼續從事能一展長才的專業工作，保持苗條和健康、上電影院、維護我的庭園、每星期至少閱讀一本專業雜誌和書籍以及每天的報紙、主持女校的委員會、烘培糕餅……，以及上薩克斯風的課。
不消說，我也想讓自己的孩子擁有各種達到成就的機會。所以除了功課、作業和約時間遊戲，兩人每星期都有一堂個別的音樂課，有時較弱的學科也會請家教。小女兒玩足球。每項約定行程都記載在兩個行事曆上：廚房一個大的和我自己的行事簿。大家都沒有時間可以浪費。
平日我都在六點十五分起床，準備便當以及汽車共乘。早上我通常先上健身房或是和朋友一道健走，然後再上班。當小孩在四點回家時，我已經疲倦了，十點時就幾乎虛脫。這並不是計畫的一部分—我本來打算跟外子共度夜晚時光，看電影、做愛，或是乾脆聊聊本身狹小範圍之外的事情。我每天晚上都發誓，明晚要跟他熬夜，可是當隔天夜晚到來時，我就又成了蕩婦—我的愛人睡著了。
儘管筋疲力竭，我睡得並不安穩。我會睜開眼睛看時鐘，而看見像是一點二十五或三點半之類討厭的數字。就我所關心的事情來說，白天的時間並不夠用，於是便湧進了作夢時間。我有時很歡迎這些安靜反省的機會。不過，我更常花時間在最近日子千百種事項做好安排：蘇珊娜的老師留言給我：「明天帶一個紙巾捲過來」。我想這跟一捲紙巾不一樣，認為這不過是指一個空紙捲。我是要乾脆從廚房拿一個來拉光而留下一堆紙巾，還是讓她沒有紙巾捲到學校而冒險缺一堂美術課呢？
我常常在晚上擔心自己的年紀。我三十五歲才生下蘇珊娜，三十九歲才有艾瑪，而不得不估算一下將來……等到艾瑪二十一歲，我就六十了。要是我年輕一點，照顧她們的精力也就多一些吧？女兒結婚時，我幾歲了？七十嗎？我還有一口氣嗎？在我看來，沒有哪個朋友能夠看到自己的孫子結婚。我們是怎麼搞的呢？
十年前，我開始感覺到，有一些基本的事情出了差錯。我的不安始於第一次注意到測驗方面出現了一種怪異的模式。我原本已習慣處理各種程度的心理疾患，從嚴重情緒障礙到略微不快樂的兒童等。我經常得告訴家長令他們難過且失望的消息。我可能不得不說：「儘管傑瑞米記得很多電視廣告歌曲，看起來也滿聰明的，而且會注意到你們，但他的智商卻落在正常值以下，需要上學校特殊課程。」或是說：「麥克斯手洗得這麼頻繁，並不是因為他吹毛求疵。這種行為是強迫症的一個徵候，而且顯示在我為他施行的每一項心理測驗裡。」
我把這些看成是「壞消息」的日子，而且一點也不希望碰上它們。面對我的報告，父母們往往抗拒得很厲害。這是可以理解的—家長的否認，往往基於強烈的愛和害怕，它是一種不易破解的防衛心態。不過，他們多半還是能夠面對挑戰，以同情和奉獻的態度來處理孩子的問題。
幸好，也有很多「好消息」的日子：我告訴父母們，他們孩子的問題是在正常界限內，也就是說，問題是落在這個特定年齡層可以預期的態度、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廣泛範圍裡。孩子只是單純地走過某個困難的階段，而他整體的心理狀況是健康的：傳達這樣的訊息真令人欣慰。
後來，我開始看到一種奇怪的新模式：有些聽到「好消息」的父母，並不樂見我這樣的好消息。他們並沒有感到欣慰，反倒覺得失望。要是沒有什麼不對勁、沒有症狀或障礙，那就沒有什麼可以修復的了。「我的孩子在受苦！」憂心的父母這麼抱怨。而我不得不同意，這些好父母的子女確實沒什麼朝氣。
有的孩子一整天都有麻煩。早上的時候他們會抱怨：「我肚子痛……我不想上學，因為蘇菲以前還是我的好朋友，現在對我卻很冷淡……體育老師史丹利不公平。他上課時叫我們跑太多圈操場了。」放學後，則是會有何時以及誰來做完功課的爭端，或是不停的要求一些東西或待遇：「大家都有恨天高……我們班上其他人全都可以看輔導級電影……別人的爸媽都讓小孩穿耳洞……朋友爸媽容許他們做的事都比我的多。」
晚餐桌上的衝突則是來自於：準備的菜色是否夠誘人，以及孩子是不是有心情來吃。就寢時，孩子吵得更厲害：「我只要再看一個電視節目……我耳朵痛……腳和手都痛得很厲害……燈沒有開著我不敢睡。」要是父母設法對子女說明（「你得去上課，因為……；你必須吃晚飯，因為……；你該睡覺了，因為……」），他們就會變成小律師，憑著反方論據來回應父母的每一項解釋。
這些問題聽來似乎還算溫和，僅僅是幼兒和父母關係當中普通而典型的摩擦。可是，這些父母跟我所描述的情節並不溫和。這種日常問題不曾間斷過，而且只有在相當特定的情境下才會平息。圓滿的親子合作形態是像這樣的：如果孩子覺得受到安全無虞的保護，解除了任何完成事情或承擔責任的壓力，而且受到充分的激勵去做許多有趣的事，他們就能夠放輕鬆，而且願意合作、保持愉快，懂得尊重他人。然而，這種時刻卻很罕見。大部分的時候，親子雙方都是悲慘且充滿挫折的。
其中有些孩子，是處在「正常界限」的外圍。通常需要我處理的個案，有尿床、便祕、智商雖高成績卻不好的，或是在結交朋友上有嚴重困難的孩子。可是，這些孩子當中並沒有人符合壞消息例子的類別。似乎沒有哪個孩子患有任何一種真正的心理疾病。然而，每個人（父母和子女）看起來卻都像是脫軌、失序且長期的不快樂。
失去自己的信仰
我的訓練讓我相信心理學，即談話治療。我所受的教導，是要提供不帶判斷的心理支持，然而我卻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判斷。有些事情不太對勁，我卻沒辦法藉著診斷手冊來定位問題。在和孩童合作時，我開始覺得自己像是領取高薪的保母。跟家長合作時，則覺得自己彷彿在給急性盲腸炎開止痛藥。為了尋求專業上的督導和指引，我諮詢了兩位我向來非常尊重的前輩。我回過頭來診察自己，看看自己在清楚地察覺求診者及其子女的問題上，是否有若干潛意識的抗拒。但沒有一樣管用。浮現在我腦海裡、用以形容這些有困擾的小孩的，都是些老套的字眼：急躁、頑固、缺乏彈性、不知足、懦弱、沒有活力以及蠻橫等等。我開始懷疑，他們的問題是否落在別的我所考慮不到的範疇，有可能是單憑心理治療絕對無法修復的問題—性格上的問題。我受的訓練，並沒有辦法讓我應付這些問題。
現代母親的感嘆
當我開始尋求不同的輔導方法時，我三十七歲。在這十年中的大部分期間，這種探索有助於我找到新的親職教育哲學，並身體力行。我的生活，不管是外在或內在，都相當類似於我所輔導的那些家庭。我跟他們一樣覺得力不從心。正如我所輔導的許多母親那樣，我很想做個事必躬親的家長，而且也跟她們一樣心懷其他各種志向。我有心繼續從事能一展長才的專業工作，保持苗條和健康、上電影院、維護我的庭園、每星期至少閱讀一本專業雜誌和書籍以及每天的報紙、主持女校的委員會、烘培糕餅……，以及上薩克斯風的課。
不消說，我也想讓自己的孩子擁有各種達到成就的機會。所以除了功課、作業和約時間遊戲，兩人每星期都有一堂個別的音樂課，有時較弱的學科也會請家教。小女兒玩足球。每項約定行程都記載在兩個行事曆上：廚房一個大的和我自己的行事簿。大家都沒有時間可以浪費。
平日我都在六點十五分起床，準備便當以及汽車共乘。早上我通常先上健身房或是和朋友一道健走，然後再上班。當小孩在四點回家時，我已經疲倦了，十點時就幾乎虛脫。這並不是計畫的一部分—我本來打算跟外子共度夜晚時光，看電影、做愛，或是乾脆聊聊本身狹小範圍之外的事情。我每天晚上都發誓，明晚要跟他熬夜，可是當隔天夜晚到來時，我就又成了蕩婦—我的愛人睡著了。
儘管筋疲力竭，我睡得並不安穩。我會睜開眼睛看時鐘，而看見像是一點二十五或三點半之類討厭的數字。就我所關心的事情來說，白天的時間並不夠用，於是便湧進了作夢時間。我有時很歡迎這些安靜反省的機會。不過，我更常花時間在最近日子千百種事項做好安排：蘇珊娜的老師留言給我：「明天帶一個紙巾捲過來」。我想這跟一捲紙巾不一樣，認為這不過是指一個空紙捲。我是要乾脆從廚房拿一個來拉光而留下一堆紙巾，還是讓她沒有紙巾捲到學校而冒險缺一堂美術課呢？
我常常在晚上擔心自己的年紀。我三十五歲才生下蘇珊娜，三十九歲才有艾瑪，而不得不估算一下將來……等到艾瑪二十一歲，我就六十了。要是我年輕一點，照顧她們的精力也就多一些吧？女兒結婚時，我幾歲了？七十嗎？我還有一口氣嗎？在我看來，沒有哪個朋友能夠看到自己的孫子結婚。我們是怎麼搞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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